2018年电影节的大热片，复古气息浓郁。
前不久介绍过的金狮奖获奖影片《罗马》，就是一部黑白电影。
而摘得金马奖最佳导演的《影》同样是黑白影调。
在彩色电影成为大主流的今天，抛弃色彩，回归黑白底色，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怀旧，更是艺术家们主动选择的表达方式。
鱼叔今天要说的电影，同样是一部质感十足的黑白新片——
《冷战》
该片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并打败戈达尔、贾樟柯、李沧东等数十位导演的作品，最终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在刚刚结束欧洲电影奖上，《冷战》一举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五项重量级大奖。
这样一部2018欧洲第一佳作，注定会出现在各大电影媒体、平台年度十佳的榜单里。
事实上，《冷战》是波兰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执导的第二部黑白电影，也是他的第二部母语（波兰语）电影。
拍摄于5 年前的《修女艾达》，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该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几乎预示他以后的影像风格和叙事风格。
刚刚提到了，帕维乌在戛纳和欧洲电影奖上的获得的两座奖杯都是“最佳导演”，这是对导演个人业务能力的最大肯定，因此这里就很有必要介绍下这个导演独特的影像风格了。
所谓静态影像，当然就是和运动相对咯，运动镜头讲究的就是推拉摇移，顺滑流畅。
像这样：
而静态画面，就是镜头固定不动，主要作用是方便大家截屏做壁纸，比如这样：
说正经的，静态画面对构图的要求很高，但这样刻意凹造型，难免也会被诟病太过追求形式感。
不过，真的很好看啊！
第二个特点是高机位拍摄，字面上理解就是摄像机架得比较高，拍摄对象位于画幅靠下的部分，上部空间留白。
这也是他的电影中主要构图方式。
说是留白，其实留下的是影像的表意空间。
举个例子,《修女艾达》是一部讨论宗教的影片，人被压缩在画幅的下半部分，这正是人与宗教关系的具象化；
而留白的上部空间似乎正象征了笼罩在人头顶的宗教与信仰。
在《冷战》中，这样的拍摄手法同样适用，不过影片不再讨论宗教。
作为影片底色，主宰人物命运的，是政治。
帕维乌电影还有一个标签就是“学院比例”，意思是画幅长宽比为1.37：1。
知识点：因为1932 年美国电影学院委员明确将1.37:1 作为有声电影的标准画幅比例，因此被称作“学院比例”。
这种比例看上去画面就是方的，是老电影常用的比例。
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影的视觉效果越来越好，我们现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大都是宽屏，1.85：1，或者更宽一点2.35：1.
帕维乌采用学院比例其实并非是复古，而是这种比例才能更直观地展现他的“上下半场”构图。
恰恰是因为学院比例比较方正，在画面上下部分做文章，才容易被辨识。
如果换成了宽屏，上下空间看上去被压缩了，区域的划分在视觉上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刚刚讲完形式，接下来，我们来讲故事。
《冷战》这名字一出，就知道这是关于冷战这个特殊时代背景的影片。
影片一开始，是一些朴素的脸庞正在演唱着传统的歌谣。
这些歌曲都是波兰当地传唱的民间歌谣。
男主角维克多和同事们一起到乡下采风，收集着这些好听的民谣，顺便发现有天资的演员组成歌舞团。
在选拔时，他对来选拔的女主祖拉一见钟情。
大多数参加歌舞团选拔的人都投其所好，唱传统歌谣，唱着农耕时期的苦难辛劳，只有祖拉在独唱时来了一首电影插曲。
她的特立独行和表现力让维克多好奇，两人也在日常交往中擦出火花，坠入爱河。
歌舞团成立，素人演员们开始正式接受系统的歌唱和舞蹈训练，并开始到各地演出。
这些极富天赋的演员们和被挖掘的民间歌谣在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这便吸引了政府宣传部门的目光。
这个本来因为民歌的而成立的歌舞团，被招揽成为歌颂伟大领袖的文工团。
这样的改动，违背了歌舞团的初衷，反对此举的舞蹈家伊莲娜，也是歌舞团的创始人之一立场坚定，但更多的是识时务的人。
因此歌舞团最终接受了改造，而伊莲娜无声的消失了。
与她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位黑发女演员。
这位女孩的发色和眼睛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并非本地主要人种。
影片并没有过多的展现两个人为何消失、如何消失，只用镜头呈现事实，她们就是不见了。
歌舞团接受了改造，民谣的曲调，淳朴的嗓音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也因此越唱越响亮，得以在世界各地巡演。
祖拉也成了团里最红的明星。
民歌变了质，整个歌舞团也一样，政治功能性越来越重。
这让天生追求浪漫自由的维克多，无法忍受，逃到了巴黎。
可是祖拉却没有选择跟他一起走。
因为祖拉从前做过牢，进入歌舞团的代价，就是作为组织的眼线定期汇报状况，如果这样贸然逃离，风险极大。
几年后，她通过合法的方式离开了波兰，嫁了个意大利人。
她来到维克多所在的城市巴黎，他们俩终于可以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做音乐了。
两个天赋异禀的音乐家，一个人作曲，一个人唱歌，这似乎应该是整个故事美好结局。
但是冷战时期的爱情故事，并不会就这样继续。
片中最美的场景是两人夜晚乘船，看着塞纳河两岸的美景，游船荡过建筑和树影，浮光掠影中俩个人紧紧相拥。
此时没有配乐，甚至连划船的声音都没有，两个音乐家的浪漫，竟然不是一同歌唱起舞，而是共享这片刻的寂静无声。
来到巴黎的祖拉，被别人贴了标签。
这些标签让她身价倍增，也让她成为人形噱头——她是一名坐过牢，给斯大林跳过舞，叛逃波兰的女艺术家。
但祖拉并不喜欢这些夸大其词，带有政治色彩和偏见的形容。
更讨厌巴黎所谓的自由人，傲慢地俯视着她和她来自的地方。
在这里，音乐摆脱了政治，却没办法摆脱资本。
民歌还是得接受改造，曲风得改，改成更时髦的爵士。
词也得改，还得找当红的诗人来改，哪怕填词与歌曲的本意相去甚远。
祖拉有了自己第一张唱片，也是最后一张。
在巴黎无所适从，她选择回到故乡波兰，但维克多却没办法那么轻松的回家。
祖拉的来去都是合法的，维克多的性质是叛逃，如果回去却必须面临法律的裁决。
可是哪怕是这样，他还是选择回去坐牢。
因为巴黎也没有他的位置，没有他想要的自由。
时光流逝，维克多出狱，但监狱里的不可言说的遭遇让他的手，再也无法弹琴。
而祖拉，她还在歌唱，还在演出，但早就不再是她所爱的歌谣。
这一次，他们俩又一次相聚，又一次相拥，就像年轻时无数次在不同地方重逢一样。
可是这一次，他们又该去哪里呢？
他们回到了最开始认识的村庄，回到破败的教堂，在上帝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没有牧师，没有盛装，没有来宾。
只有一把代表永恒的药，你一半我一半，从此死亡也无法让我们分离。
他们坐在十字路口的板凳上，安静地等待死亡。
祖拉说：我们到对面去，那边风景更好。
镜头里两人缓缓走出了画面，空留背后的风景，只有风吹过。
对面风景更好，可无论哪一边的风景，从来都不属于他们。
鲁迅用"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一句话，让我们看见了孔乙己；
而《冷战》用一首歌的四种唱法，让我们看到了冷战时期，人和艺术的命运。
一开始是最本真的状态，淳朴而粗糙，简单动人。
之后，被学院派规范化，精雕细琢，成了登得上大雅之堂的节目。
接着，被政治重新编码，成了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
最后，逐梦音乐圈，成了被打造工人消费的商品。
一首歌的四个版本，象征着一个人在不同环境里的变形。
前段时间鱼叔曾经介绍过德国电影《沉默的教室》，片中东德一个班的孩子，要逃往象征着自由民主平等的西德。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的男主角在坐上开往西德的汽车上，松了松领带。似乎逃到西方，就终于能喘口气了。
逃往西方，是《沉默的教室》对那段历史给出的答案，而在《冷战》里，这只是个开始。
《冷战》是一道绝望的单选题，因为选项里没有正确答案。
逃到西方就会变好吗？
不是的，那边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