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和主持人合照

2018年4月21日,凤凰网娱乐主办的“凤凰网大影响”之“如何挺进十亿级票房”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作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论坛,本期“凤凰网大影响”邀请到无限自在传媒董事长朱玮杰、红色果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岳翔和演员尹昉出席,由著名影评人周黎明担任主持,聚焦10亿+票房的奥秘。

现场实录:

主题:如何挺进十亿级票房

时间:2018年4月21日

地址:北京国际饭店

周黎明:大家早上好,这么早都已经坐的满满的,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凤凰网娱乐的大影响论坛,先给诸位介绍三位嘉宾,我旁边是演员尹昉。

尹昉:谢谢大家下着雨还过来。

周黎明:中间这位是《唐人街探案2》的制片人、红色果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岳翔岳总,欢迎。无限自在传媒董事长朱玮杰,请诸位就坐。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今年的春节档出现了奇迹,在我看来不光是数据非常的好看,因为整个春节档是破了纪录,而且是大大的超过了以往的纪录,而且2月份是创了中国单月票房成绩的新高,而且是破了全世界的纪录,超过了北美,现在是整个一季度都是超过北美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四部大片,其实还有一部戏之外的大片,春节档本身真的是一部大片,里面有四个大的转折。

刚才跟岳总在聊,如果拍成商战影片会很好看,所有之前的预期全部被打破,一次次的反转,最后出现的结果赢家是口碑最好的影片,《红海行动》跟《唐人街探案2》,今天讲的题目是十亿级票房,诸位参与的影片远远超越十亿,20亿和30亿起,中国电影现在最高的票房纪录是50多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真正的大片,就是英文里的blockbuster,以前说的blockbuster可能是1亿到5亿的门槛,现在看来整个标准大大提升了,过了今年春节档以后你要讲我的影片是4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片。最近好莱坞很多的超级英雄片在中国有5、6亿的票房,应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大家还觉得怎么只有5、6亿呢?因为有标杆。

先请三位结合自己参与的影片聊一聊,参加这样的大片有什么样的体会?最好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幕后的趣味、经验?我前两天刚看了尹昉的另外一部作品《路过未来》,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片,但是也是非常优质的文艺片,在里面的影片非常好,更多的粉丝认识你是因为《红海行动》,我最早看见你是因为《蓝色骨头》,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因为在市场的影响不是很热烈,直到出现《芳华》的时候,很多人说那其实就是《芳华》的故事,换了一种讲述的方式。如果你是尹昉的粉丝,你可能都已经知道这些作品,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建议你可以在网上把旧作拿出来看一下。

今天主要希望你谈谈《红海行动》,我估计你们当时未必知道会有这么好的表现,演员参与到一个项目当中只是负责到其中一部分,后面剪在一起配乐,作为一个成品出现的时候很多东西是超越演员的控制,能够参与到这么一部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影片,我相信你有很多想说的东西。

尹昉:这个题目看的还挺懵的,一大早来聊票房,感觉挺特别的,作为演员来讲,演员对票房没有什么太大的主动可以操控的,作为参与红海行动的一位演员,只能说我是怎么看到这样的一部作品从我们拍摄到后面上映之后一下子逆袭成为了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一定是一部特别优质的电影,然后在票房上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成绩,当然最后能到这么好,也是有一些超出预期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摩洛哥从2月份进组的时候,剧组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我们当时最开始是说让我们提前一两个月就要进行军事训练,但是由于那边的筹备情况,又跟国际上方方面面的一些协调问题,后来就没有提前那么长时间,就提前了一个多兴起到了摩洛哥进行训练,从训练开始到拍摄,整个剧组是一个特别严谨,然后特别有效率,然后特别认真的这么一个剧组。所有人在这样的一个剧组氛围里面,大家都不敢懈怠,从演员到了摩洛哥开始,就感觉已经要上战场的感觉,每天的训练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有军事训练、体能训练,就好像整个剧组已经为这样一个大制作的电影开始拼了命的去付出。整个剧组其他的工种,我们的监制平时特别和蔼,一旦工作那个感觉就是让人家完全不敢懈怠,即使是这样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他每天要处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做这样一部电影真的是挺难的。

最后能够成为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的电影,确实也是所有人的付出,所有人凝聚在一起,才有的这么一个结果。我先大概这么说,你们有详细的我再说。

周黎明:谢谢尹昉。岳总这边我们很想知道,希望您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唐人街探案2》跨越30亿大关的秘密,尹昉是演员,演员不可能对整个影片有控制,尤其是《红海行动》整个演员的构成像群戏,《唐人街探案2》您是制作人之一,起码在好莱坞影片总的方向、大的把控制作人是很重要的,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打造一部超级大片?

岳翔:这也是我们公司头一回拍出来十亿级的影片,上一次跟朱老板合作是5亿多。如何跨越十亿级俱乐部这个话题,我们这个片子开机的预期怎么也得十亿起步,因为十亿的时候才刚平本,制作预算太大了,作为制片人,像朱老板这样,跟生意有关的环节,我们一开始要算一个账,有票房分成的比例关系,如果敢于花3亿多,最终得到10亿的票房才能平本。你心理预期的票房和你最终能投入的宣传发营销费,这个等会儿朱老板介绍的更清晰一些。你心理预期就在10亿起步的电影,花钱的时候就得在3亿起,这个跟以前做的中小影片最大的区别是它的筹备更加完善,像尹昉说的从开始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做电影筹备。

最大的区别是筹备给你的时间会相对给你多一点,无论影片筹备大小,筹备时间长肯定对影片有很大的帮助,只是中小成本的影片,投资人不给你那么多的时间筹备,剧情的影片也不愿意让你筹备那么长时间,只是风险太高了,无可避免的给你更多的时间去调查研究以及筹备。而且我们这个片子在《唐人街探案1》的时候就预告《唐人街探案2》在纽约拍,当时预告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纽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拍电影最复杂的地,它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拍电影最贵的地方。等我们公布了《唐人街探案2》,《唐人街探案1》片尾的时候有一个彩蛋告诉大家要去纽约了,等到了真正开始做《唐人街探案2》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事到底有多复杂,于是我们大概花了得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做基础调研和筹备工作。我的最大感受,如果心理预期想干一个10亿的片子,至少拿出来1到2年的时间准备准备,这是我的直观感受。

周黎明:准备工作很重要,越大的片准备要精心。朱老板,您这边其实是参与了一部从投资回报率来讲,可能比他们两部还要成功的影片,但是您很低调,不愿意提前预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营销方面的,电影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环节,制作还要分前期、后期,制作好了以后怎么卖,这是很重要的。

朱玮杰:我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标题叫“如何挺进十亿级票房”,对我们做宣传营销的公司来说,十亿更像我们的一种荣誉,选择和参与十亿票房是我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些年参与过很多十亿票房的电影,包括像《煎饼侠》、《夏洛特烦恼》、《盗墓笔记》,最近年前的《前任3》,这一系列电影下来,我们觉得非常好的,在我的状态里发现十亿级的电影是独到的能力。很多电影能过十亿,并不是因为营销才过十亿,而是因为内容必须过十亿,因为这个电影具备这样的基础,项《盗墓笔记》过十亿,其实我们知道他一定能过十亿,然后就是怎么过,什么时候过的工作。

这次做《前任3》是以投资方跟营销方的身份参与到里面,这个电影我们更多的也是做了很多非常扎实的基础性工作,我一直认为营销是一个替电影去做添砖加瓦的工作,一个原本卖1亿的电影,通过营销我们做到2亿,这就是成功。发现一个10亿的电影,参与进去做到12亿、15亿就是更大的成功,我一直想说发现它、参与它的开心。我一直跟岳总打了很多的电话,我能不能参与《唐人街探案2》,最终很可惜没有参与进去。我认为十亿级的电影一定具有天生的特性特质,我拿《前任3》来说,从演员的表演上,没有比他们俩更合适的演员了,一路看过来,从《前任1》开始他们这种组合已经给人非常好的基础在里面。从筹备,筹备两年,我觉得整个《前任3》的故事是整个编剧、导演筹备了整个青春期的电影,所有的梗都是在平常生活和朋友的笑话当中去体现的。当它具备这种特质的时候,我们作为营销公司全力以赴参与它,把它做好。

周黎明:谢谢朱总。确实一部电影是一项集体劳动,不是单一的工种,是很多工种合在一起集体智慧的结果,但是您刚才说到《盗墓笔记》,比如它上10亿了,但是你感觉爬的很累。比如《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上10亿的时候大家不会欢呼,就觉得你应该上十亿,因为你的体量摆在这里了。您刚才说到的《煎饼侠》和《夏洛特烦恼》,他们当时出现的时候体量选材上来讲有个2、3亿就是很成功的影片,我们知道《前任1》和《前任2》也就在2、3亿之间,所以如果我们对它有所期待,说第三部拍的比前面两部更好,因为人总是往上走,有5亿就已经算非常不错了。但是到20亿的时候我们觉得里面总是有一些什么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既超越营销,甚至可以超越制作,您说的演员内容我相信都是原因。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原因使它成为一匹黑马?

朱玮杰: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一部电影达到3亿票房是一个大片在一线城市应有的体量,这是基础的数字。当一个电影达到10个亿的时候它一定是极度的下沉,包括话题极度传播的一种。一部电影达到20亿以上它一定是个情绪,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两个字叫“情绪”,包括我们的《战狼》,其实大家看到《战狼2》能到这个数,全民的一个爱国情绪跟强军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说到《红海行动》同样是这样,我非常自豪的说,年前我曾经跟行业的一个电影圈领军人物聊天,他说你觉得今年春节档谁会是冠军?这个很对不住,我说《红海行动》一定是冠军。这个事其实当时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电影要达到超越它本身的基数比较大的量的时候,情绪两个字太重要了。同样《红海行动》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爱国、强军的情绪。

《前任》也一样,整个电影在做《前任》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整个电影前期从来没有人跟大家提过这里面会哭成狗,都说这是喜剧,延续了《前任1》和《前任2》非常有意思的喜剧。而其实电影的剧本和内容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当电影第一次观影和全国大规模点映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把这些真正跟前任分手的梗,包括最后娶的人永远是最合适的人,这样全民情绪的梗放出来。所以其实到它的票房数据过5亿、8亿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情绪出现的时候结果就可预料的。刚才聊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电影超越它基数很高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情绪的调节。

周黎明:我帮岳总说一下,严格说起来春节档的时候,票房的冠军是《唐人街探案2》,《红海行动》超过《唐人街探案2》已经过了春节档。

朱玮杰:因为我算的是整体票房。

周黎明:整体票房确实《红海行动》是第一名,《唐人街探案2》是第二名。但是因为春节档有几种算法,一种算到法定假日结束,还有一种更宽泛一点算到十五,算到十五的时候还是《唐人街探案2》稍微领先一点点,但那个时候日票房《红海行动》已经超过它了,这两个影片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优秀的影片,而且是差异化竞争,我觉得差异化竞争对一个档期来讲很重要,如果全是同类的影片,即便都很好,观众都是很有选择的,我看了这部,必须要看另外一部,因为另外一部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您刚才说到的情绪也好,我觉得您又绕回了选题,我想请教岳总,您觉得从一开始定这个故事、类型、剧本的时候,您会不会说这类的故事是有可能成为黑马的,有可能跑到十亿俱乐部,甚至冲的更高?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很好的故事,但是是偏小众的故事,您作为制作人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岳翔:《唐人街探案2》是个系列,第二集的时候已经有第一集预热的基础,第一集票房已经卖到8亿多。第二集大家对它的系列预期起评分就是10亿的项目,第一集就卖到8亿多。至于故事的类型,并不是说写成美国的故事,而是第一集已经讲了一个美国的故事,所以第二集必须得按照这个。

周黎明:从选材上是不是觉得某一种素材、类型的故事可能是上十亿的?

岳翔:看票房统计数据就行了,上十亿片子的影片类型,无非是两类,喜剧和战争,目前中国上过十亿的片都是这两肋。

周黎明:您刚才第一次回答的时候把我的问题给绕开了,因为您把它延伸到续集,我们知道续集有品牌效应,一部影片有前面的一部很成功了拍续集,喜欢前一部作品的观众肯定会看,有的时候像有些黑马,像当初的《夏洛特烦恼》、《煎饼侠》是第一步,包括《美人鱼》,这个很特殊,因为里面有周星驰。第一部爆款真的很难,《前任3》虽然是第三部,但是前面两部的量级是不一样的,他就是在一个爱情喜剧应该有的成功范畴里面,爱情片如果把喜剧拿掉的话,爱情片在中国最好的是7到8亿的样子,喜剧元素占多一点会上10亿,通常15亿是很难过的,这些都是心理的门槛,要过这些的话,肯定是方方面面要做对、做好,包括您刚才说的选角。尹昉作为演员来讲,您做选择影片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这部片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状态?你去演的时候除了片酬更好一点,比如参演《红海行动》和《路过未来》和其他参与过的影片。

尹昉:作为演员在选择的时候有选择余地的话,对于我来说最先考虑的是剧本、角色和导演,就是导演我是不是欣赏,整个他的创作是不是一部有诚意的创作,这是作为演员最优先去看中的这些要素。其他的电影制作,包括营销宣传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演员能做到的就是选择属于适合你,然后你自己能够驾驭的角色和剧本,然后全力的为这个电影去付出。可能经纪公司有时候会考虑一些它的反响、票房这些因素,但是我是考虑不到的。

周黎明:您还是太老实了,我刚才的问题是底下藏了一个问题,换一个问法,你是想多演高票房的影片,还是对这个影片的票房市场表现不在乎,你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像《路过未来》和《红海行动》完全是两个影片,两种影片都在接给我们一个信号,《红海行动》我相信演的时候您没有预料到有这样好的票房表现,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第二名,亚军了,对你未来项目的选择会不会有影响?你是想多演高票房的影片大片,还是你是希望商业上很成功的影片跟艺术上有追求的,但是商业上不会成功的影片两头去平衡、兼顾?

尹昉:最重要的还是你做了一个好的作品,这个作品是你认可的。另外票房来说,如果作为一个商业片,就是在选择一个商业片的话,可能是期望它有一个好的票房成绩,但是也不是决定你去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作为艺术片来讲,更看重的是它的作品质量和作品本身,早上有点懵。

周黎明:没事,我们随便聊,我们不要太拘禁。很多观众在看完影片以后,不管是什么影片,票房很成功的,还是票房不是那么高的,大家会经常想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票房成绩跟口碑之间是怎么平衡的?因为以前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形,这个电影票房很好,但是口碑好像没有那么好,反过来有些口碑很好的影片,票房不好,那就更多了,小众艺术片得奖的影片票房不会太高。但是最近几年票房和口碑成正比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有好几部影片是靠口碑给推上去的,包括《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今年也是四部里面口碑最好的,一开始票房表现没有那么高,然后慢慢往上推,你们两位是怎么看待票房跟口碑之间的关系?

岳翔:我觉得首先你这个片子好,就能有好口碑。但是好口碑怎么发酵出去,这个真的是朱老板的战斗力,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效率要比专业的宣传推广传的速度要低,真的是口口相传,等走到你真正的潜在用户的时候片都下了。作为我们拍电影的人,首先这个电影拍的时候大家看完大家感觉这个片子不错,才有传递的可能性,否则的话找专业的宣传公司帮你把口碑带起来,这个口碑最终还是会掉下去的,这是没有用的,首先还是得片子好,片子好了之后把接力棒交给朱老板,怎么让好片子让别人知道,让口碑保持住,这个是朱老板的工作。

朱玮杰:营销公司能推动口碑,但是改变不了口碑,这是一定的。我一直在说我是特别尊重导演、内容的人,今年我们年报的标题就是“尊重内容、敬重内容”,我认识岳总的时候,做《唐人街探案》之前,他头发很密,在三里屯跟我谈笑风生,当《唐人街探案》做完我看到他的照片就是这样了,我知道做这个事情的过程是多么的辛苦。首先只有把内容做好,才有可能做第二部,整个电影已经经历了从媒体中心驱动到观众中心驱动,我是做传统媒体出身的,曾经我们一篇报道就可以决定多人看这个电影,后来我们可以在微博上做一些话题带动很多人看电影,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说,一部电影只要给你8%到10%排片的基数,只要你能入场,其次只要口碑过,你就进入跑道。而不像以前,咱们做很多艺术片,可能0.2%的排片,豆瓣评分8.5,还是没有票房。但是现在只要排片到了一个基数,你的豆瓣评分,包括各大评分网站能到一个平均线往上30%,你就进入跑道了。有时候在说我们营销公司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慢慢往下退下来了,而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了我们的制片、导演和演员,我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把一些基础的标配工作做好、做扎实,让大家能看到、听到,最后的选择还是交给你自己的嘴和自己的腿。大家看到最近很多片子都处于这样的情况,逆袭的情况今年越来越多,我以前觉得一次逆袭前所未有,现在逆袭天天都在逆袭,只要口碑好。从业者敬重我们的内容,内容者把内容做好,这是现在最好的情况。

周黎明:朱老板是非常诚实的营销人,我不是拍你马屁,我以前看到的营销人都说这个票房奇迹都是我创作的,我给你怎么炒作,给你制作什么样的博眼球的话题就把你炒起来。

岳翔:朱老师现在是挑活了,因为我们有败走麦城的片子,朱老师看完之后都说岳总你这个宣传少投点,可以减少损失。

周黎明:如果您在这个会场的外面碰到有人说我做得电影每部都是超级成功的,99%他是个骗子,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就跟买股票一样,不可能买100支股票每一支都是升的,这个概率几乎是零,你说做的片子里面不尽如意的情况,不管什么原因,非常多,我很好奇刚才岳总说的一点,口碑好,口碑得发酵,以前有口碑不错的影片,最后只有几个人说,从去年开始《二十二》真的是一日游的影片,真的是靠口碑挺到了1.7亿,这个是完全出乎任何人的想象,这是纪录片,当然因为它发酵了,一开始的排片率很低,昨天听导演说本来是一天游,他希望变成两天游就很开心了。您觉得有口碑到口碑发酵这中间有什么秘密?

岳翔:看看你这个口碑能不能跟更广大的观众产生共赢,《二十二》这个题材,讲的是民族最痛苦的题材,中国不愿意讲这个,感觉是丑事,但是拿出来讲,它能够感染到更多的人,大家都知道它是讲的什么事。

周黎明: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

朱玮杰:它的时间选的特别对。

岳翔:它的这个时间点选的好,它能够让全民族感觉痛,就是传播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口碑,有人帮你散播,内心得打动他。你讲一个特别小众的话题,哪怕话题特别好,你无法让下一个观众共鸣,你没有办法带动,首先它讲的是跟我们全民族都有关系的事,它是一个口碑爆点的开始。

周黎明:您说的时间点当然是广义的时间点,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狭义的时间点,这回是春节档,春节档是中国电影档期里最大的档,您觉得一部片,同样的质量,放在什么档期对它是否成功有多大的决定因素?

朱玮杰:我们在说档期对电影的决定非常强烈,这件事情很重要,刚才说到《二十二》这个话题,它上映的时间是《战狼2》之后,在整个民族情绪调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上了这部电影,而带来了这样的状态。我们说在档期的选择上,为什么每年春节档,大家都非常的想进春节档,又害怕春节档,因为这个绞肉机打的太惨了,大家看到沉的片子,没有看到败的,败的很痛苦。

周黎明:败的不来电影节了。

朱玮杰:每个档期的电影都有自己的攻坚战,大家每年会发现,春节档过完一直到4月份,4月份有一个小长假3天会有一些国产片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口电影绞杀,这中间进去无异于自杀。再来像每年春节档之前的11月份也都是进口片绞杀的时候,都是大片轮番上,这个时候一部什么样的国产电影才能在这里取得空间呢?这是非常复杂的工程,需要对观众进行调研,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情绪、对手进行调研,每种电影一定有适合自己的档期。有一些电影最后取得这样的成功,我们以前说一推档必败,现在不是这样的,而是选择合适的档期,昨天的《21克拉》上映反而是国产片最好的成绩。所以一定是要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档期,不是像以前一样硬着头皮往前冲,这么干有时候一定是不对的。

岳翔:档期这个事未来中国电影会进入良性互动的阶段,几个重要的片子大家把档期相互之间调整。我们认为在美国拍片,我们深入了解了一下人家,大部分的美国片在上映前的两年就已经定好到底是哪天上,大片肯定是在开拍前,一般的片子至少提前两年,这样的话就能减少大家对于整个资源的浪费,你投了这么多的宣传力量进去了,你改了档期,相当于这批白投了,下一批又要改,又白投了,观众对影片的预期也是一种消耗。未来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把强片能够较为均匀的分为全年各个档期对大家都是好事,我们今年春节档这几部强片同时上的情况,对于其他国家的电影市场从来没有听说过,所有的电影公司把自己最强的片子在同一个档期丢出来了,对于他们来说会形成一种彼此的消耗。

周黎明:顾长卫导演躲了,顾长卫导演的影片本来也是春节档,然后躲了。

岳翔:也有迎难而上的,也有取得不错成绩的。

周黎明:就是明星最多的那部影片,里面王宝强就是打酱油的。以前有一次黄渤在国庆档有三部影片同时上映,他把三张片合在一起作为礼品包赠送,我收到一次,明星是通常是控制不了档期的, 你可能在两年之内拍的影片,最后放映在同一个档期出现,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尹昉:对于演员来说应该还好,几部电影同时在相互作用,对于演员来说应该是好事,对于演员的名声肯定是好,不管鹿死谁手,我现在没有这样的,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分享,就是想象一下。刚才说到档期的时候,我在想《红海行动》不是适合春节档的,因为最早我们拍摄的时候是计划在去年的十一档,因为整个筹备也是想计划在去年十一档的档案,当时我记得听到有说跟导演说要想办法在十一档上,这样的话时间很仓促,但是如果在十一档上,票房就是20亿起,当然也是预计,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档期就不好说了。

实际上我们的难度非常大,导演根本赶不出来,而且他又不愿意放弃后期随便做一做直接顺了这个档期上了。我们发布会开了好几次,一直说哪个档,一直没有宣布,最后快到什么时候了才说到春节档,一到春节档一看是这么几部大强片,大家都不太看好,排片给的最低,当时是10%,还是10%以下,大家也觉得春节档没有这个习惯去看一个战争片那么惨烈,就是在合家欢的气氛里面看这样的片子。当时选择这样的档期是非常大档,这个肯定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就是说这个感受,毕竟也是学过工商管理的人,看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感触的,就是挺大胆的,作为市场来说也算一个很大胆、很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博纳的于总看到市场多元化的条件,现在观众也是越来越看中作为电影本身的质量,也相信这样的一部电影,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档期,还是能够调动大家去电影院观看的一个热情。《红海行动》在这方面也是一个挺大胆的和挺先驱的一个尝试。我觉得作为档期的话题来说,它是给了档期另外一种可能性,除了传统的国庆档应该什么影片,春节档应该合家欢的影片,它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档期和电影本身靠什么去推动和怎么去相互作用的?两位老总可以分享。

朱玮杰:档期我特别同意岳总说的,档期调来调去真的是特有的情况,一到大档期,营销公司和发行公司跟间谍一样,他改了,《红海行动》在去年国庆档在做对决的时候每天都在研究到底上不上,说他上了怎么办?特别同意岳总说的,一个大片子把档期定下来,对很多资源小浪费,演员也是很重要的,演员跑路演要时间,比如尹昉我要你10天时间跑路演,电影改档了,10天我不要了,那10天他就休息的。档期能够规范一点,提前的进行确定,对于很多的资源都是一个节省,包括演员的时间、精力,包括整个宣传的投放,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周黎明:市场大了在同一个档期成功的不只一部,以前市场小的时候有一部大片出现其他全是死翘翘了,春节档我们最大的档可以四部大片,三年前有一个暑期档,在两个礼拜之内出现了《煎饼侠》、《大圣归来》和《捉妖记》,而且这三部均取得了成功,这是以前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起档期,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花絮,不是我们国家的,是发生在好莱坞的。21年前在1997年的时候那年夏天有两部大片,有一部叫《空军一号》,主演是哈里森·福特,他不光是演员,也可以代表老板。另外一部上映的是当时没有名气的人演的,小李子演的《泰坦尼克号》,两部影片是同一天上映,卡梅隆虽然那个时候是有名的导演,但是他的名气没有哈里森·福特大,所以哈里森·福特就亲自登门拜访说我请你让一下,因为如果不让的话,我们两个都会死,因为大片的观众,超级影迷不算,超级影迷两部都看,一般人就选一部,选任何一部对另外一部都是伤害,他说你让一让,卡梅隆就让了,不光因为他比较谦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后期没有做完,他就让了半年,但是他那个片因为体量非常大,投资非常大,他退半年利息就要多出很多钱,对他的成本提高很多。但是这一让,后面大家都知道,他非常成功,当然空军一号对于它的投资也是很成功的影片,如果这两部影片同一天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这是假定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说明了档期对于中国跟美国这样巨大的电影市场还是非常重要的。听说现在已经没有淡季了,只要影片好挑任何一个周末出来都会有很多人看。

接下来请教两位老总的是,尤其是朱总,您觉得在当下什么样新形式的营销宣发的渠道和形式会越来越有效,比如像短视频这些,其实我们中国比美国要先进很多,美国是很死板的,报纸上铺广告,电视做广告,电视广告因为很贵,营销费、宣传费很高,但是他不会做那些花的东西,好莱坞人跑到中国来看,说你们这个是这么做,眼睛瞪的很大,我们每年都在想新的方式,您觉得现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能够接触到潜在的观众,能够让他们对这部影片感兴趣,因此掏钱买票?

朱玮杰:我们经常说中国电影落后美国多少年。

周黎明:我们营销绝对超过它20年。

朱玮杰:中国电影的营销远远超过好莱坞的电影,投入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国的网民接触互联网的整个状态和更新速度远远超过这一切的。对于电影营销的渠道我们一直在看,还是回到我们传统媒体一路过来,从看报纸新闻、电视新闻、网站新闻一路过来,包括我们的投微信大号到现在的短视频,其实所有的渠道都在变,我们一直在说什么渠道最有效?最有效这个东西很难界定,在不同时段和不同阶段都很难界定,一部电影的成功一定是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有效转化的结果,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现在的电视没有用了,电视没有用了,完全没有用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多类似于之前做像贾樟柯的《山河故人》这个电影,像南周对于整个电影的深度和文化定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能放弃它。另外,在我们做非常有意思的商业片的时候,短视频营销是现在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看到自发的模仿,再次产生。但是我们发现短视频的渠道变化远远超过我们在微博、微信时代变化的快,微博可能用三年,微信看大号可能用了两年,我们短视频的渠道可能只有半年,这个阶段就决定了你对这个渠道的理解跟选择,一定要走在所有人的前面,这是我们工作量非常重要的一点。到至今为止,我觉得上一个成功可能是因为短视频的迅速传播很成功,下一个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得迅速寻找,达成所有媒体渠道合理的组合,合理组合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我们其实在做很多跨界营销的工作,现在电影不是完全以一个文章看电影好就是好,包括我们看美团、摩拜各种各样的营销方式和营销方的整理合作很重要,它整个铺设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的衣食住行,在你干别的无关的事情都接触到电影信息,这些也很重要。

我认为渠道一直在变,作为制片人也好,营销负责人也好,对于渠道的组合式使用是相当重要的,我自己认为下一个马上很重要的片子,就是这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江湖儿女》这个新的电影,这个骗子安利一下是我们自己参与投资的。这个电影的整个营销组合上一定跟《前任3》是完全不一样的营销组合,我们更突重这个时代的文化内涵,我们会对传统媒体进行再深度力量,我认为是组合方式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周黎明:营销肯定因影片而议,刚才说的报纸这种传统方式肯定很重要,属于传统媒体,从性价比的角度,因为你要在上面做广告都是有个性价比,比如说好莱坞影片在美国做电视广告,因为能够接触到很多的潜在观众,但是电视广告是很贵的,同样的钱换一种做法可能效果更好。朱总刚才讲的非常好,接下来问岳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凤凰网的网友问的,《唐人街探案2》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有些人觉得应该归结为在美国扬了国威,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吗?打坏人在美国打的,如果在中国打效果就不太一样,或者怎么样?

岳翔:有一些民族自豪感的东西,这个片子拍摄的场景都是美国地标性的建筑,给人一种纽约玩转于股掌之间的状态,这个不是最决定性的原因,在那个地方取景的电影多了,如果之前取景对那个场景的利用没有我们这次利用的这么夸张。为什么说中国电影的宣传营销能比美国领先那么多?中国制作的环节为什么还跟美国的差别那么大?可能在制度设计下出现了系统性的障碍,宣传营销往以宣传营销公司的情况出现的,所谓宣传营销公司就会出现固定的员工固定的办公场所固定的指挥系统,变成正规的军队,员工有五险一金,将来在北京扎根下来买房子开枝散叶的情况。绝大部分的中国剧组特别像绿林军,这部戏拍戏的时候发一个召集令大家来了,领了房卡入住酒店,拍了戏就散了,没有办法给所有的从业人员一种自尊心和自豪感,无恒产者无恒心。他为什么在制作这个领域深耕细作?因为看不到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次做谈判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剧组每个人都会工会的工人,好莱坞的制片领域有一套解决方案,中国的电影从业人员做得好想必能够有五险一金,你想必是能办信用卡。

中国的制片领域,如果你是剧组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灯光、摄影、服装、化妆、道具,你想必是一个社会盲流,你没有工作单位、五险一金,你到银行办一个信用卡都得委托你姨夫三哥的一个表姐夫的公司给你开一个在职证明,这样变成逆向激励。你是一个灯光师,我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你是剧组的普通工作人员,你最大的理想是尽快赚一笔钱回家开一个饭馆,这样人生才有希望。你说我们制作领域的人看着比宣传领域的人更愚蠢一些吗?在这个场景可能看起来。我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出错了,如果说工作人员始终处在一个打短工的状态当中,没有办法产生那么强烈的自豪感。

营销公司刚才您说的早期营销公司,所有的影片成功都归结于自己的宣传,最起码也有一个可以聊天的话语语境,因为是正规军队的作战,可是进入了制片环节当中,很难形成正规军的工作方式,因为它的影片拍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是迅速的聚集,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迅速解散,怎么能够让大家有这个可能性呢?这次我们拍《唐人街探案2》是纯制作,雇佣了大量的美国产业工人,我发现他们的工会待遇非常好,如果过了最初的3年到5年的学徒期之后,你就会看到自己前方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上升通道,你就愿意一辈子做一个副导演,你把副导演这件事做到极致,我们剧组的几个AD感觉到表现出了极强的专业性,你愿意一辈子说我就做一个化妆师、造型师做到极致。

为什么能有这个决心呢?是因为他知道做他自己具体的工作,他能获得一份体面的生活,也能得到对应的行业责任感,所以我觉得我们制片领域,为什么宣传营销比美国领先这么多?现在看似我们制片跟人家的差别还有一些,我们感觉核心系统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养一个稳定的团队,作为制片公司,一个宣传公司像朱老板这样的至少干20部戏,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制作公司一年拍20部电影还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中国的电影公司,投资可以投20部,拍戏拍20部没有听说过。怎么使人才进的来、留的住呢?整体的工作人员素质没有办法得到提升,人没有办法留的住,没有办法给他更好的上升通道,这个也许是给我们现在制片跟美国距离差这么大找一个借口,但是我想了好长时间,我们也是在工作,怎么一下子让宣传营销美国领先那么多,我们始终追不上了,这可能是一个核心原因。你只要是个正规部队,哪怕你的部队规模小,你逐渐会变。如果是绿林军,你永远是绿林军,永远无法变成重工业上层的正规部队。

周黎明:关于中国电影制作层面领域,有点以前我们叫作坊,很难成为一个工业,里面有很优秀的人,但是可能你很难保证所有的从业人员有他们应该有的素质,比如说摄影师想当导演,副导演想当导演,作为个人听起来是好事,你有追求,但是所有人都不安心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个导演组了一个团队,里面好多人都是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在美国那边是很贵,但是他们很专业,而且他们8小时工作,所以下班的时候就下班了,据说《唐人街探案》是在这方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之前在这方面中国跟美国文化的差异非常大,我现在还是拉回到营销,作为演员我知道虽然营销是他们在策划,但是你们要配合,现在出现最多的就是去跑码头,一下子走好多的城市,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觉得去这么多地方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还是你觉得因为合同当中规定了,我不得不去支持这个影片,不得不去参与的一个行为?

尹昉:我刚才听岳总说刚才那个问题,我特别想说一下我对于这个事情的感受,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拍这几部戏以来看到了剧组的情况,剧组除了核心的这几个主创,比如说导演、演员,再多的比如说摄影师、美术之类的,其他人员好像都是来打零工的,感觉这个事情完了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整个剧组工作人员那种在做事业的心态不是那么的强烈。

岳翔:荣誉感表现的不强。

尹昉:好像都是那种临时工的状态,干活除了对自己特别有要求的,基本上都是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岳总你们这次跟美国工会的制度有比较深的接触,你觉得中国在制片未来的可能性上,可以以怎么样的方式让制度越来越健全,然后让所有人在这样的体系下是可以把电影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一个事业,而不是说我要么就是心态来打零工,要么就是我想往上爬,都要当导演、制片人的方式?

岳翔:这个特别感谢尹昉把这个话题引起来,首先我们可能因为转型时期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一直以来对电影创作这件事情把它神话了,总是跟别人聊艺术,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玩艺术的,是艺术家。电影从业人员本身也是劳动者,也应该拥有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五险一金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绝大部分的剧组是没有的,剧组的工作方式是劳务合作,劳务合作是不用上五险一金的。我们对于所有的工人,包括演员,除非已经做到明星了,我估计尹昉也经历过不红的阶段,现在已经很红了,我也感觉到了。你说演员本身也是一份职业,因为过分强调艺术的特殊性,没有将电影工人当作一个产业工人,我从事电影行业也是人,也是工人,我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我应该享有对应的社会主义劳动权利,我现在举的这些例子在我拍的戏里面也依然存在,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一个公司解决不了的事情,劳动时间,中国那一忧一个剧组说工作不能超过12小时,一天不超过24小时就算人道了,一天只有24小时,没有办法让你工作那么多。包括吃饭、喝水、茶水,当你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形而上目标,说我们是干艺术,觉得一切问题都要被克服,你喝什么咖啡,吃什么饭,睡什么觉,我们搞艺术,如果把大家当作劳动者,就是应该给大家吃饭、睡觉、喝咖啡、回家哄孩子的时间。我们现在拍戏的状态一旦进组三四个月回不了家,如果有老公、孩子怎么办?你剥夺了人家家庭生活的权利,但是再次声明,我拍戏也一样是这样的,它可能是系统性的问题,电影工作人员对应的劳动权利都应该有,如果岳总你们公司采取这样的方法,一天工作12小时,给大家把五险一金都上了,然后三餐都管的特好,每天大家都能睡觉,那我们公司就第一个倒了。

周黎明:要全行业一起做。

朱玮杰:像我们做营销的一天没有工作24小时一样,项目上映的时候给营销提的要求难道不是吃饭睡觉?

岳翔:营销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对固定,这一群人有行业的责任感,也有荣誉感,像去年做了六七部电影,起码跟人能聊一个天,剧组的工作人员很难做到这个。

周黎明:好莱坞的影人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拍摄基地旁边怎么没有影吧和咖啡馆,我跟他们讲不需要,他们24小时都在工作,拍时候能够有时间睡觉就不错了。我还是想追问你刚才的问题,关于路演的态度,导演跑不了,演员有人心里面觉得没有办法。

尹昉:我以前觉得为什么要路演?路演真的有用吗?作为一个电影的营销宣传来说,去各地见一下观众对整个电影的票房、电影的关注度真的是有用吗?开始的时候有这个质疑,后来跑了一下觉得可能还是有用的,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演员参与电影的整体来说确实也是一份义务。

周黎明:虽然今天不是在宣传某一个影片,但是你可以从粉丝的态度反应,你就知道一个人拍了照片传到朋友圈,一个人影响十个人你就传出去了,你的影片就可以多卖好几千万。拉回营销,刚才朱总讲了很多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料的话题,其实昨天有一个新闻,我不说是哪家公司,好莱坞的影片来了一些明星,但是在站台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有个习惯,好莱坞明星在中国脸不熟,分不清谁是谁,请中国明星站台,拍照的C位让给了中国的歌手,这个戏中国的粉丝就不干了,抗议,一直抗议到总部,今天总部已经出面道歉了,这个是八卦,我想请教朱老板,你觉得一个好莱坞的影片,在中国宣传的时候请一个中国的歌手来唱个歌、做个大使、站个台,你觉得这是有效的吗?

朱玮杰:这个问题可以回到刚才跑路演的问题上,我们也做过很多,我们其实自己旗下有家公司叫自在天浩是做电影主题曲的,我们自己有包括谭维维一大帮艺人,其实之前《X战警》中国的主題曲是谭维维专门为它写的,效果也非常的好。包括我们也帮很多电影做过类似的工作,要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为什么演员跟电影的配合一定要达到一个协调,这个协调提前要想到很多的问题,就像刚才尹昉聊这个问题,跑路演有没有用?一定有用,但是要用好。跑路演有两个特别好的事情,电影是一个互相感染情绪的,当你走进电影院一看,三四人在那边,我自己进去都怀疑我的选择,我选错了吧?没有人看。但一进去发现所有人都在,然后演员又来了,全场气氛特别好,可能电影的口碑有一定的瑕疵,在这种情况下都解决了,这是一个跑路演非常重要。

第二个圈层的影响,我为什么会去选择比如说张杨导演在做《冈人波齐》的时候,他选择跟高知识分子的对谈,包括观影场每次观影要选择合适的人来观影。就像之前跟陆川导演合作《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时候排片非常之差,后来为什么能整个逆袭成功?其实我们选择了家庭观影,其实很少有3岁小孩能看的电影,但是在中国就能看,通过圈层去打破。演员到现场把对话设计好,比如说尹昉对话真正有过狙击手经验的人,整个现场会非常有意思,非常爆新闻,这个新闻再次发酵会打破这个圈层,至少以前有过从军经历的人会看它。

很多好莱坞电影为什么选择中国的人出现?因为没有人跑路演,比如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现场请一堆人过来观影,没有导演聊什么,只好又请周老师讲解一下,就是这样的情况,新闻的爆点自然不如有演员来。所以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会选择一些流量,明星包括歌手来做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件很好,而且很正常,而且有助于它整个发展的事,但是这个过程要有度,要选择的合适,不能说非常高大上的电影去选择一个类似于乡土气息极重的,比如《马戏之王》非常高大上的电影,选择类似于海草舞,这怎么弄?没有办法弄。所以我认为是合适和适度的问题,当然有艺人出现一定增加曝光度的,我们要把曝光度和圈层一定要用好。

周黎明:我到现在为止还想象不出鹿晗跟《星球大战》之间有什么关联,无数的弯都拐不去,我不说鹿晗不好,千万不要误解,他的粉丝跟《星球大战》的粉丝重合度是很低的。

朱玮杰:我们在营销过程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条新闻如何产生更高的流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当有这种艺人加入的时候,流量起来自然话语就起来,这是一个原始的考虑。

周黎明:比如当时《星球大战》用鹿晗,可能就是接触到对《星球大战》不知道的人,《星球大战》当时那部片我是第一天去看,我可以断定第一天进去看的人基本上不是你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知道以前77年版怎么样的,都是老的粉丝,都是中年大叔,你们是因为鹿晗去看的吗?

观众:不是。

周黎明:宣传营销肯定我们中国走在前面,中间有摸索,所以中间出现失败也是很正常的,你得允许人家失败,不是说想的每一招都得成功,就和拍电影一样,不可能每一部影片都很成功。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好莱坞大片,今年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其他国家的影片,像印度,之前我们起码对阿米尔汗没有了解,现在在中国是大明星了,他们的影片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除了中国市场在扩容以外,还有什么因素?我们能够从他那儿学到什么样可以吸取的经验?像最近的一部印度片,他的片子表现上十亿的只有一部,其他的影片能够到3、5亿也是已经非常成功了,请教三位,从自己的角度怎么看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爆款影片?好莱坞之外,因为好莱坞本身拍这些大片就是给全球市场打造的,所以在中国成功不奇怪,不成功才是奇怪的。阿米尔汗完全不符合中国小鲜肉的标准,他曾经也是小鲜肉,但是现在起码不是了。

尹昉:首先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因为世界各地做的东西可能都有一种相同的语境,或者是话题能够引起全世界人的一个共鸣。另外,最重要的还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本身影片是一个好的电影,然后他在国际上的上映才会得到认可,然后他的主题也好,或者内容是能够让所有人有一定的共鸣,我觉得这是成功的一个原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两年,印度是特别明显的,印度阿米尔汗所有的电影只要进中国肯定是好口碑、好票房,包括去年有一部是泰国的《天才枪手》,也是因为大家看好莱坞的电影也是有点审美疲劳了,感觉都是那种模式化,很多观众就已经不太吃这一套了,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会有更好奇的关注。

周黎明:你觉得从选材的方面,像《摔跤吧爸爸》,还有《天才枪手》等影片,非好莱坞、国产片在中国的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刚才讲到能上十亿的通常是动作大片、喜剧大片,您觉得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类型的?像《摔跤吧爸爸》是以前我们定义体育篇,体育篇是卖的很低,而且那个时候阿米尔汗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这个影片的成功对于选材方面,您作为制片人看未来哪个故事、类型可能爆款,您觉得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做一下预测。

岳翔:这还是观众购票习惯和观影习惯的产生,上十亿的片子要么就是喜剧类型,要么是战争动作,这两种类型观众很熟悉,这是喜剧片进去能多笑几次,很放松,战争片很过瘾,宣泄了内部积压的情绪,看电影首先是娱乐活动,首先不是接受教育的。这两种类型能够把更多非经常性观影的观众弄到电影院来。阿米尔汗的这种类型,包括《天才枪手》,他真的是讲一个大家感同身受的事,你说是印度的,印度讲的是父亲和女儿的感情,摔跤也没有摔几次,跟摔跤有关的没有几分钟,大部分讲的是个人奋斗,一个老父亲希望他的女儿能够成功,女儿因为是女性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归类为一个体育篇对这个影片不是太公平。像《阿甘正传》,你不能认为他在跑步就是体育篇,不太公平,本质上讲亲情和个人奋斗,讲的还是女权主义具体的内容。

至于说我们作为制片领域的从业者,印度的电影过来卖的挺好,泰国的电影卖的挺好,韩国的电影口碑好,卖的不太行,他们还是鞭策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一直以来把眼睛盯着好莱坞,他们做《钢铁侠》,我们做一个类似的,给我们的启发是看看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人,因为中国的故事,你就看新闻里面出现的故事是大部分编剧写出来的,可能给我们的启发是能多多关注一下生活,看看生活里真正发生的事,这些才能打动别人,我的感受是《天才枪手》和阿米尔汗这些,包括前几天的《起跑线》都讲的是跟老百姓特别直观感受的,它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它要打动你一定是那件事本身真的能打动你,否则的话是很难的,给我的启发可能是更多关注生活本身。

周黎明:新闻里面的很多故事实际上是不允许拍的,这也是事实,我们知道是好故事,但是不方便拍。

岳翔:也有一些新闻是可以拍的。

周黎明:这是思路的问题。

朱玮杰:我有很多不能拍的故事分享给您。我刚才聊到一个问题,从媒体中心制到观众中心制度的转变,整个《摔跤吧爸爸》上映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片子在印度爆了,非常好,之前有很多这样的电影,在香港、台湾各地口碑非常好的电影,到内地不尽如意,但是慢慢在变好。到《摔跤吧爸爸》的时候,真的爆发了一下。事实上我们发现观众的选择是自己的耳朵跟自己的脚去选择的,如果《摔跤吧爸爸》进来的时候,包括豆瓣、猫眼整个评分不是到这个数可能很难影响他们。之后我们一路过来,《看不见的客人》整个宣传是打的历史最高分、海外最高分,大家一看怎么样还真的不错,就告诉了朋友,就是这个逻辑。《起跑线》上映前认真关注了它,延续了整个印度电影非常高分的评价,第二很现实主义题材,我们现在都说为什么最近的电影这么好?现实主义题材。一个观众用脚去投票,另外一个真正关注到现实主义的题材。这些东西未来还会好,韩国电影现在属于小语种电影,目前没有爆发,肯定会爆发,因为它的东西只要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分数足够高,我们的观众就会选择它。现在我们也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全世界各地小语种市场寻找合适的片子,市场上还有几部高分电影没有上映,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可期待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继续出现,继续关注小语种电影。我觉得未来小语种电影每年都会有爆款出现的。

周黎明:我看到很多有商业价值在中国可能引起共鸣的这些小语种影片还是挺多的,的确在传播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不容易被大家所知道。刚才我们说的印度电影,印度电影虽然很关注现实,呈现的手法有点夸张的,它是很娱乐的。再延伸到下一个问题,那些不娱乐的关注现实的影片,比如说《芳华》、《无问西东》、《老炮儿》,常说的剧情片,这样的影片在之前认为是最不讨巧的,奥斯卡的得奖‘影片、提名影片基本上都是这一类,但是在中国市场是不吃力讨好的,最近发生了变化,《芳华》上了10亿,《老炮儿》接近10亿,《无问西东》虽然没有到10亿,但是它的表现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你们觉得这类剧情片很认真的讲一个故事,也许带到历史,也许不带到历史,但是不以娱乐为终极目标的,这样的影片在中国的前景怎么样?可不可能更多的这样影片进入十亿俱乐部?

尹昉:首先看到这样的电影有市场这样的成绩,首先是中国电影很明显的一个进步,也是中国电影观众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观众越来越多,对于所有电影人来说肯定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中国人多,以前看电影的人少,现在看电影的人多了,看各种类型电影的观众自然就会多,作为一个剧情片来讲,如果不以娱乐为主的话,真的是得打动人心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如果它又具备群众基础,又有一定的艺术性,可能就会很容易有好的市场反响。中国绝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前景,因为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电影在不断地成绩越来越好,作为电影人来讲也是可以有信心去做这样的电影。

岳翔:我对剧情片非常看好,您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它能够带领观众的真情实感,可能还是没有找到更大范围内的观众群体,今年年内有几个与我公司无关的电影可能能够让大家感受真实的力量,具体是谁,因为跟我无关,我也无所谓说了。可以举个例子,徐峥老师的《我不是药神》就是根据新闻事件改编的,带有喜剧因素,首先这种类型是一个综合题,剧情片包括了喜剧元素、动作元素的综合体,不能说因为拍了剧情片,不能要求有动作和喜剧出现,不太现实。

周黎明:类型的划分是不清楚的,因为没有边界,各种元素可以混杂在一起,然后不同的比例。我想请教朱老板,很容易上头条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电影单部分影片的票房天花板是多少?是100亿吗?

朱玮杰:多少年之内?

周黎明:你可以说多少年之内。

朱玮杰:我觉得可以朝100亿去想象,《战狼2》56亿我都没有想过,看到这个数字我都在颤抖。我认为我们整个市场的扩容是第一个,第二,1%的影片拿走了百分之四十多的票房,昨天电影节公布了一个数据,这种电影的集中效应会越来越强,未来一部电影可能会干到两个档期,一部电影导100亿,我们不能说是天花板,这种期待至少我觉得在三四年之内是可以期待的。

周黎明:一句话预测,岳总觉得是多少年到100亿?单部影片。

岳翔:两年以内。

周黎明:比朱总更乐观,尹昉呢?

朱玮杰:下一部你的。

周黎明:应该说我主演的下一部影片到100亿,这就上头条了。

尹昉:三年吧,我没有那么要赢。

周黎明: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还是五年,我觉得这个目标通过《战狼2》、《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这么一批又有口碑,又有票房的佳作就成为了可能,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之前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现在都是触手可及的。我们中国电影进入十亿俱乐部,我刚才开场之前在数,一开始觉得大概十来部,一数绝对超过了十部,这个十亿是一个数字,票房的数字只是一个电影好坏、电影成功的标志之一,它不是唯一的标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卖座影片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卖座影片同时获得好评,同时对我们的审美,对于我们社会的进步起到促进的作用。

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还有网上的网友们,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预祝第八届北京电影节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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