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国产纪录片，是对“60分以下的人生”的礼赞

2017年7月23日，广州。她是个心脏病人。数小时后，她就要被推进手术室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她已经很难自行站立，身体缩在蓝白条病号服中，像个稻草人。丈夫不停在跟她说着话。她很少睁眼。

手术前的每一天，丈夫都会开车去当地有名的寺庙为她祈福。他讲了很多话，告诉她手术这天是佛祖的生日，希望她能坚强，因为“任我多坚强都代替不了你，整个家庭很需要你”。

这些话仿佛投进深渊的小石子，没有声响。

她要被推进手术室了。病床在手术室门前停留。从门外到门内，是最后一道关卡。深渊传来回声，她说了四个字：“我会回来。”

她没有名字，年龄也不晓得，是丈夫眼中的妻子，是儿子的妈妈，是医生口中的“33号床病人”。

这是导演程工在自己第一部院线电影《生活万岁》中给观众的一个谜面，也是他在这部电影中亲手拍下的第一个故事。整个摄制团队都是纪录片出身，程工拍过《极地》，另一个导演任长箴拍过《舌尖上的中国1》。联合出品人张悦给《生活万岁》起了一个类型标签：非虚构电影。包括程工在内的摄制团队其实对这个名词“不太明白”，对他们而言，“这就是我们的纪录片变成了电影”。

在这部纪录片电影中，程工把镜头对准了15名普通人的生活：有抗战老兵，有带着女儿开出租的妈妈，有靠卖油墩子替儿子还债的上海老夫妇，有在拉萨拉人力车的河南老汉……

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就是全部的谜面，不过这并不妨碍每个人找到所有的谜底。不给出所谓的“基本信息”，这是程工刻意为之，“不需要有姓名，因为灰尘本来就是没有名字的”。

60分以下的人生

从1995年开始，田有学和陈金凤已经一起度过了22个中秋节。

又是一年中秋，他们面对面坐着庆祝。桌上有一罐啤酒，白底蓝边的搪瓷缸里难得地装着鸭肉。陈金凤给自己夹了只鸭腿。田有学替她把酒杯满上。

“干杯！”两只酒杯在空中擦肩而过。试探了几下，“哐”，碰上了。

他们是一对在荆州街头卖唱的盲人夫妇。年少相识，半路夫妻。

这是《生活万岁》最后拍摄的故事。拍摄进入尾声，程工觉得“这片子缺少爱情”。他想要一段不一样的爱情，“如果相依相伴一辈子，却谁也没看过谁，那这个爱情还挺不一样的”。团队中有个制片，恰好在上学时就想过要拍摄这对夫妇。于是这次就顺理成章找上了他们。

夫妇俩外出卖唱的行当都装在一辆小车里。平时总是田有学走在前头拉，陈金凤扶着车跟在后面。他边走还要边交代陈金凤：“棍子拿在左手，不要拿在右手，注意旁边的车子。”回到家，田有学也是忙着张罗饭菜的那个。在他眼里，陈金凤就是个“孩子”，喜欢新钞票，害怕下雨天。拍摄期间，荆州天天下雨，田有学会从小车里摸出伞，撑好了递给陈金凤。

陈金凤有时会向田有学撒娇。啤酒下肚，她让田有学摸摸她的脸，看看她是不是漂亮的女孩子。田有学记得以前的陈金凤只有80斤，现在有130斤。他笑了笑，给了个机智的回答：“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样。”

酒喝了一杯又一杯。陈金凤劝田有学少喝点，田有学回道：“人生是短暂的，活到这个年龄算多活的，世界上有很多生物，有牛、有马，能够投胎成人，是为了享受人生的快乐。”

话说得潇洒，田有学还是忍不住担心，自己也许没有太多时间陪伴陈金凤了。但他还是许诺，“只要我在，不能让你自己到处摸去……我尽量照顾你”。对面的陈金凤无声流泪。

在摄像机后头的导演张祎那一刻也在哭。为了不影响录音，她只能使劲掐自己大腿，提醒自己不要哭出声。这是她在三四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唯一一次失控。

即便在拍摄时哭了，张祎仍认为，“这不是一部煽情的片子，没有卖困境”。

在电影剪辑版完成后，任长箴曾给朋友们看过。电影结束时，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朋友对她说：“看了这个片子，我很震撼，我发现我原来对生活一无所知。”另一个电视台的朋友说：“从上学到工作我们都是85分以上的好学生，在我看来，60分以下的人生都是失败的，不值一提的，今天这个片子让我看到了60分以下的人生的精彩。”

张悦觉得，这部电影没有在拍惨，拍的只是真实生活。在点映场，他见到不少朋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在整部电影里，他们的生活底色是灰的，但他们活出了光的那一面。”

“普通人皮儿薄，一捅就破”

拍摄《生活万岁》是程工从10年前埋下的种子。

2008年，程工和任长箴一起给上海世博会拍摄电视纪录片。这是两人第一次合作。初次合作，彼此都有些水土不服。

任长箴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那段经历。当时他们的任务也是要拍摄上海普通人的故事。她记得去某个居民区拜访调研时，她完全兴奋不起来，可程工却被打动了。在回去的路上，程工在面包车里把她一顿骂，“不懂生活，没有激情，不配做导演”。任长箴哭了。

那个片子后来也叫《生活万岁》。任长箴说：“那是一个给我启蒙的片子，启蒙一个专业院校里出来的高分学生，什么叫‘这就是生活’。”

10年后，程工又找到了任长箴，跟她说要拍《生活万岁》。此时的两人已经默契十足。“不需要交流就能知道彼此想要的东西”，程工说。他翻看和任长箴的聊天记录，时间停留在上个月。

程工在剪辑出第一版《生活万岁》时，就拿给了任长箴看。任长箴看完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原素材看，专门看那些没有被剪进去的人，“我觉得我只是用我的思维方式给他提供一个可能性或者是不可能性。我希望能让他看一下，这些人物能不能有空间给搁进去”。

在观看素材时，任长箴“整个过程都处于震撼中”。这种震撼，不是来自于人物，而是因为“他们居然拍到了这个”。让任长箴印象很深的是一个酒吧夜场舞者真真。

她每天晚上11点上班，早上三四点下班。她在酒吧夜场的漫天彩纸里跳舞，也常常一个人扎进飘着雨的凌晨。

真真的性格大大咧咧，有重庆女孩的泼辣，看起来没什么烦恼能在她那儿过夜。在拍摄期间，真真和自己的男朋友分手了。她一直把负能量掩饰得很好，直到和朋友吃宵夜时，才没忍住，崩溃痛哭。

半睁着哭肿的眼睛，她又给自己打气，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朋友宽慰她时，她用力地重复：“我不信天！我不信天！我只信我自己！明天就好了，仅此而已，马上就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实案例，拿到了最鲜活的东西。”任长箴说道。她觉得，这是会让同行眼红的素材。欣赏的人会说导演水平高，嫉妒的人则会认为是导演太幸运。她却觉得，“这东西不是幸运，也不是牛逼，而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说明他对生活的捕捉和抽离很准确”。